2025年11月25日,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前艺人李威与妻子简瑀家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首次公开讲述“精舍杀人案”的细节。他们曾是娱乐圈的光鲜面孔,四年前却选择退出公众视野,追随一名自称“活佛转世”的宗教领袖王薀修行。如今,他们站在被告与证人的模糊边界上,讲述一场发生在宗教道场内的三小时暴力致死事件。这场审判不仅关乎一桩命案的真相,更揭开了一种司法制度的灰色地带——污点证人,以及它在信仰操控与集体暴力交织的案件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精舍杀人案”始于2024年7月。受害人蔡某在台湾一处名为“精舍”的宗教道场内,因被指控“修行不诚”而遭多人长时间体罚与折磨,最终死亡。法医报告显示,其身上有多达数十处伤痕,死因为创伤性休克。检方调查发现,这并非偶然冲突,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惩戒仪式”,共13人被起诉,包括道场主持人王薀及多名核心信徒。李威夫妇虽未直接动手,但被指知情且未阻止,甚至参与事后串供。检方认定,李威在侦查阶段提供了关键线索,包括案发当晚在场人员名单及用于串供的LINE群组“0724”,因而将其转为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制度,在台湾被称为“窝里反条款”,其法律依据是《证人保护法》第14条第1项。简单来说,当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愿意供出与案情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或提供其他共犯的犯罪证据,从而帮助检方追诉更严重的犯罪时,经检察官同意,可获得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待遇。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瓦解封闭的犯罪组织,尤其是在黑帮、贪腐或集体暴力案件中,外部取证困难,唯有依靠内部“背叛”才能突破僵局。在“精舍案”中,信徒之间高度团结,彼此称呼“师兄师姐”,对外界调查极度防备,若无内部人士指证,案件极可能陷入证据不足的困境。
那么,为何李威能成为污点证人?关键在于他掌握的信息价值。据检方披露,李威虽未直接参与施暴,但在道场中担任“文书军师”角色,负责整理会议记录、协助撰写对外声明,并在案发后积极参与群组讨论,指导他人如何应对警方盘问。他甚至咨询上百名律师,试图为同伙设计脱罪策略。正是这些行为,让他掌握了整个事件的运作逻辑与人际关系网络。当他选择配合调查时,所提供的不仅是名单,更是一套“犯罪生态”的运作图谱。检方认为,他的供述对还原案发经过、揭露王薀的主导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决定启用污点证人机制。
然而,这一司法交易并未带来预期的道德清晰。庭审中,李威改采无罪答辩,全盘否认参与伤害,仅称自己“出于同情劝死者道歉”,并强调“未动手”。其妻简瑀家则在法庭上情绪崩溃,多次泣不成声,声称自己“戴着耳机听不清”“出于礼貌不敢提前离开”,甚至因恐惧王薀而需在询问室完成供述。法官当场质问:“你是在担心果报吗?果报是天决定,不是王江镇决定。”这句话戳破了宗教洗脑的逻辑,也暴露了污点证人制度背后的深层矛盾: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精神控制之下,其供述的真实性与自愿性,是否还能被完全信任?
法律界对此已有警觉。有律师指出,污点证人制度本应建立在“真实合作”的基础上,若证人仅在侦查阶段为求减刑而配合,到了审判阶段却翻供,实际上等于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策略性交易”,这不仅削弱司法权威,也可能误导审判方向。更令人担忧的是,李威的翻供并未影响其已获得的污点证人身份,这意味着他仍可能因“早期配合”而获减刑,即便其最终被认定有罪。这种“合作即可减责”的预期,可能在未来鼓励更多共犯采取“先供后翻”的策略,形成司法上的灰色博弈。
此案也引发了台湾社会对宗教监管的广泛反思。王薀以“活佛转世”自居,曾精准指出简瑀家的妇科问题与李威父亲的投资困境,借此建立权威。这种“神准预言”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冷读术”——通过观察、试探与模糊语言制造神秘感,进而操控他人心理。一旦信徒陷入这种认知闭环,便极易接受极端行为的正当性。当“惩戒”被包装为“修行”,暴力就成了“慈悲”的手段。而台湾目前对宗教团体的管理仍停留在登记备案层面,缺乏对精神操控、财务透明与成员权益的实质性监督机制。此案之后,已有民间团体呼吁制定《宗教团体法》,明确禁止以信仰为名实施身心虐待。
公众舆论对李威夫妇的反应复杂而严厉。一方面,他们被视为受害者,被宗教洗脑、失去判断力;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他们曾以“向佛”为名退圈,吸引众多粉丝效仿,如今却卷入命案,被批“人设崩塌”。媒体普遍质疑:为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社会资源的人,会轻易落入邪教陷阱?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信仰危机的缩影。当现实压力加剧,人们转向宗教寻求答案时,如何辨别真修行与假神迹,成为每个人都需面对的课题。
展望未来,“精舍案”的审理尚未结束,李威夫妇的证词虽关键,但并非唯一证据。检方已掌握聊天记录、现场影像与法医报告,即便他们翻供,也难逃法律责任。此案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成为台湾司法与社会的一次试炼: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避免司法交易被滥用?如何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同时,防止宗教沦为暴力的遮羞布?或许,真正的“果报”不在来世,而在我们如何回应当下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