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至1975年期间，山西太原市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重大“反中央文革”事件。事件上报至中央后，江青同志作出批示，称其为“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团伙”。该团伙由张珉、赵凤岐等人领导，因此被称作“张赵集团”案。
一
张赵集团主要成员包括：
张珉，在文革时期就读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彼时，他曾担任“红联站”的总负责人，该组织在山西省颇具影响力，起初投身于造反运动，随后转为保守派。毕业后，张珉在太原化肥厂担任汽车队机械员的职务。而“张赵集团”的领导核心，即党支部书记一职，亦由他执掌。
赵凤岐，身为太原化肥厂的普通工人。在文革期间，他担任“红联站”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并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委员。太化厂成立革委会之际，他被选为革委会的一员，同时担任武装部的副部长。在“张赵集团”中，他担任党支部的副书记，即第二号人物。
张耀明，在文革期间，曾担任“红联站”以及山大附中“八一八”小组的负责人之一。1970年，他毕业后被分配至太原化肥厂，并在那里担任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罗建中，曾在文革时期就读于太原六中初中部。1970年，他踏入太原化肥厂，成为了一名工人。
常理端正，在文革期间，彼时为太原十五中高三学生，担任“红联站”十五中红旗团队的负责人。1969年学业结束后，他被分配至太原变压器厂的汽车队工作。
李兆田，晋中行署水利局的技术骨干。在文革初期，他担任了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一职，成为陈永贵的重要对手。彼时，他身兼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及山西省水利局副局长的双重职务。
平崇义，一位资深的老干部，曾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魏润福，在文革期间曾是太原三中的学生，担任“红联站”太原三中红旗的负责人。1969年，他被分配至山西省运输公司，担任团委副书记的职务。
“张赵集团”的渊源可追溯至太原化肥厂。得益于赵凤岐的牵线搭桥，张珉、张耀明、罗建中等学子得以踏入太原化肥厂的大门。由于彼此早有交情，他们之间的往来愈发频繁。自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国内社会矛盾愈发激化，政治活跃的青年们聚集一堂，热议时政，畅谈天下，逐渐围绕张珉形成了一个精神领袖为核心的小圈子。起初，他们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致力于探讨解决尖锐社会矛盾之策。随后，张珉、赵凤岐等人在太原市纯阳宫的一处地点召开了一次成立支部的会议。张耀明回忆道，此次会议明确了组织内部的分工，张珉和魏润福负责组织发展，赵凤岐负责武装，罗建中负责外联，而张耀明则负责理论宣传工作。
会议亦确立了章程与纲领。各方认可中共党章即为该纲领，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路径上，与当时中央文革所主导的中央立场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一差异在张耀明于1974年撰写的《论现状》一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文基于广泛的讨论与学习成果，并在与张珉的商议后成文，堪称“张赵集团”的标志性文献。
《论现状》的核心观点是：
（一）自党的九大至今，我党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往往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过程中，我们党曾一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脱离我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当前状况的根本原因。
(二)该路线颠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混淆了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的辩证联系，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倡导了一种实质上以阶级斗争取代一切的理论。
（三）在审视党的历史时，此路线未能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视角，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往往依据个人需求随意扭曲，展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四）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分配领域得以体现，具体表现为工农之间的差距，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要消除这些差异，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实施物质激励。
（五）我国历来是知识分子较为稀缺的国家。倘若连这一小部分人也无法自发地全力以赴投身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那么，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又凭借何物得以提升呢？难道仅凭学习大寨的经验，就能将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吗？我们恳请国家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奉献了数十年光阴的老知识分子，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不应将他们全部送进牛棚进行思想改造。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历经文化大革命洗礼，真正践行工农相结合理念的历届毕业生。正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坚实支柱。我们期望国家能够委以重任，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六）干部，作为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一事实众所周知。然而，遗憾的是，在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过程中，这批财富却表现出态度模糊、热情不足。究其原因，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而言，宛如难以窥破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每一项原则，他们似乎都难以透彻理解，更别提实际把握。
（七）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深知，在党内斗争的框架内，每一位党的领袖和领导人都有权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且拥有通过电台、报纸等渠道公开发表这些政治主张和治国方案的自由。然而，苏联在这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个人权威。我们划线强调，将个人与党视为一体，一旦反对派发表意见，便立即被冠以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罪名。在政治上，他们不仅遭受肉体上的死刑，还被迫剥夺了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利，不允许他们发声，进而实行党内独裁，导致了斯大林时代的黑暗局面。
（八）文艺创作沦为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化身，形式主义的代言者。在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误导下，创作领域丧失了浪漫的元素，蜕变为一种毫无浪漫气息的公式化创作。作品内容千篇一律，犹如填词一般，阶级斗争成为唯一的叙事主线。英雄人物被塑造得“高大全”，以至于常人难以理解其形象。所谓的“三突出”模式，更是公开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将普通百姓边缘化，只让他们在作品中扮演配角的角色。
二
张赵集团在确立其纲领与组织原则的基础上，亦着力强化了对外联络与组织发展的相关工作。
张耀明回忆道，当时负责外联的罗建中向他透露，省出版社社长刘江的儿子在军队服役期间，曾在青海结识了叶剑英元帅的秘书鲁克勤。鲁克勤后来被下放到连队蹲点，因才干受到叶帅的赏识，归队后负责社会调查。某日，罗建中找到我，带来了鲁克勤的一封信。信中表明，经罗建中引荐，鲁克勤将我们视为同道，并邀请我和赵某加入他们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阅读过后，我对其政治见解深感钦佩，认为其见解深刻、思想独到，迫切希望能结识这样的有识之士。我们将此情况告知张、赵二人后，决定加入中央二委。此后，罗建中不定期地送来中央二委的“手抄文件”，共计16份。这些文件虽无法判断其真伪，但相信其必有来历，绝非罗建中所能捏造。我们可利用这些文件作为依据，开展发展新成员的工作，以彰显我们背后有中央某些人的支持，证明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即便情况不佳，也可效仿陈胜、吴广起义，凭借这些神秘文件作为号召，发动起事。鲁克勤通过罗建中向我们传达了几项要求。我也草拟了一份与鲁克勤会面洽谈的提纲，列出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在罗建中多次传话之后，我们明确了以下几点：
(1)我们的后台依托于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我们则可视为一个基层的支部组织。
(2)二委的主席为周恩来，最高统帅则是叶剑英，总参谋长一职由邓小平担任。
(3)我们坚定地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边，坚决抵制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陈永贵等人的错误路线。
(4)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打倒大批老干部是错误的,似乎中国革命只有他个人一贯正确,这违反马列主义常识,如果把周总理也打倒中国前途不堪设想
(5)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国的革命历程中功勋卓著，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而非全然抹去其历史贡献。
(6)把林彪定在党章上作接班人是荒唐的,党章不是领袖个人的遗书,共产党是选举制不是世袭传位制,林彪能不能接班是党代会决定不是毛主席死后能决定的。
(7)林彪之企图政变实为机密，对中国大局并无实质影响。实则，祸国殃民的乃极“左”思想的流毒。而《“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揭示的某些社会状况，均为真实存在的现象，亟待我们深入关注与反思。
(8)张铁生等人所谓的反潮流行为，实则顺应了潮流。而我们的举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潮流行动，我们甘愿承担牢狱之灾、性命危险以及家庭破裂的风险。
(9)从批林批孔到评儒尊法，再到儒法斗争，甚至发展到党内亦出现法家与儒家的对立，这纯粹是借题发挥、含沙射影的伪史学行为。对秦始皇、武则天、吕后的歌颂，更是别有深意，意在为江青成为“女皇”铺垫道路，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罗建中在“张赵集团”中扮演着与“中央二委”保持联系的关键角色，负责将“中央二委”的文件资料传达至太原支部。起初，集团成员普遍坚信“中央二委”是他们坚强的后盾，有着周恩来、叶剑英的英明领导和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因此对其深信不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鲜少能见到“中央二委”直接上司鲁克勤的踪影，这逐渐动摇了他们对“中央二委”的信任。据张耀明回忆，张珉曾表示，即便没有“中央二委”的支持，他们也要坚定地继续前行，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真理。然而，有无后台支持，其差异自是显而易见，这也使得“中央二委”的存在始终成为“张赵集团”成员心中难以解开的结。
“张赵集团”与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亦存在关联。彼时，赵一凡被视作“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与赵凤岐曾在京展开过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三
1974年伊始，因行事不慎，“张赵集团”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山西省公安局二处侦调科科长闫逢碧，负责侦破“张赵案”，回忆道：“彼时，山西公安机关将民众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和反映，误判为反革命谣言进行追查。太原市公安局上报，西山矿务局一位党支部书记向市局反映，其内弟张铁旦（化肥厂工人）透露，张耀明与他提及存在一个与中央有联系的团体，联系人系叶帅秘书，常以军区车辆传递文件，阅后即行取回。张铁旦还提到，中央内部两派斗争激烈，一方为以总理为首的老帅们所代表的京派，另一方则为上海派。此外，他还提及‘华山会议’、‘武林会议’等，并在一次会议上，李先念主持，欲将姚文元当场逮捕。市局汇报后，公安部的丁昭家、何大贵表示，中央政治局已将一重大案件交由公安部处理，公安部施义之、杨贵亲自指派他们前往山西办理此案。他们认为，此案为群众向陈永贵副总理提交的检举揭发信，内容与市局汇报相符，指出山西某化肥厂张耀明造谣并散布分裂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经市局汇报及公安部交办案介绍，与会人员研究认为，此案为一案。随即，一方面呈报省委，请求立案侦查；另一方面，由市局进一步调查摸底。在此期间，省直政办公室刘先志也向负责人李玉祥反映过张耀明与上述情况相似的信息。公安部来人与省公安局负责人一同前往省委，向谢振华等人汇报案件情况。1974年2月9日，谢振华、王谦批准立案侦查，随即通知太原市公安局正式展开立案侦查工作。”
魏润福成为了关键的第二个突破口。魏润福供职的公司党委书记程文，一位资深的干部，与魏润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两人经常就思想问题进行交流。魏润福曾向程文透露了“张赵集团”的“中央二委”相关资料。程文认为此类非组织活动并不适宜，遂向一位省级领导进行了汇报，由此使得“张赵集团”的内幕被揭露得更加透彻。
1974年的伊始，此案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极大关注。随之，便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提及的江青同志的批示。传闻中，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同志、华国锋同志也都曾给予批示。其中，周总理的批示明确指出：“如属实，可查。”基于此，"张赵案"便被纳入中央政治局处理的案件之列。然而，恰在此时，山西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1974年3月8日，江青同志身着军装，亲自在北京二七剧场高呼“炮轰谢振华”，此举动揭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批谢振华、曹中南”运动的序幕，"张赵案"因此暂时被搁置。
直至1974年夏季的七月与八月，王谦（文革前曾任山西省省长）全面负责山西省的政务，着手肃清谢曹势力的残余，此时“握有把柄”的张赵集团便成为了首要打击的目标。王谦随即提升侦破工作的级别，将案件从市局上升至省局，亲自指挥省公安局的侦查行动。1974年8月15日，联络员罗建中首度遭到秘密逮捕。至1975年4月，大规模抓捕的时机已成熟，省局随即发动了突袭行动。
罗建中的消失，亦让张、赵两派意识到事态的暴露。张耀明回忆道：“那时，我与张珉曾探讨过未来的道路。我们深知中央这场新老力量的斗争在所难免，即便失去了罗的这条渠道，我们仍可另寻出路，自力更生。既然已踏上了这条贼船，是否能够脱身，便非我们能掌控。或许时局会有所转机，上级能够解决问题，让我们躲过一劫，不了了之；又或许江青上台后，我们沦为替罪羊，无法成为志士，只能以烈士之身赴死。正当我们彷徨之际，公安局下达了逮捕令。1975年4月22日，我与张珉、赵凤歧、郭海、朱长生、魏荣福一同被捕，被关押在柴村看守所，张赵两派的活动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四
“张赵集团”坚定地反对“四人帮”。在张、赵等人被捕之际，1976年清明节前后，该集团中未被逮捕的成员在太原发起了著名的“四五”运动。
太原市首个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正是由“张赵集团”的核心成员常理正所发起。常理正，作为太原变压器厂青年中的佼佼者，在厂内颇具影响力，他不吝将制作花圈的必需材料——包括颜料、纸张等——无偿提供给李静。到了三月底，李静带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太原市人民公园（现今的太原市儿童公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献上了太原市对总理的首次追思花圈，并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仪式，发表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演说，由此揭开了太原市“四五”运动序幕。太原变压器厂共制作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花圈，送至五一广场，使得该厂成为太原市送花圈最多的单位。而“张赵集团”的另一位成员何立言，当时身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办公室的秘书，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制作了太原市最大的花圈，并将其放置在五一广场上。不幸的是，何立言因涉及张、赵以及“四五”事件，于5月20日被捕。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以王谦为领导核心的山西省委仍旧不遗余力地对他们所犯“罪行”进行追查。在北京，与“张赵集团”有关的“第四国际案”的赵一凡与徐晓，在“四人帮”覆灭后仅一个月便获得了释放。尽管当时并未进行正式平反，但这也足以表明北京已有改正错误之志。然而，1977年“四人帮”清查运动启动后，山西省委依旧将“张赵集团”及其牵连的“四五”运动相关人员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在山西省及太原市的各级机关单位以及大中型企业中举办了众多学习班。由此，遭受迫害和波及的人数竟达两千余众，其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便有三百余人。
原本未入狱的关键人物如今却遭遇了新的不幸。曾在省水利局学习班的李兆田，于1976年11月25日遭到了逮捕；平崇义则于1977年7月19日被拘捕；太原锅炉厂的技术员胡海清先是被安排在学习班，后来亦被捕，并在狱中离世；“揭发”张赵集团的程文，也被错误地视为“张赵集团”的一员，于1977年11月8日被捕。常理正则被省公安局在本厂实行隔离。由于与李静在“四五”运动中赠送太原市“首个花圈”的事件有所关联，常理正瞬间沦为张、赵与“四五”事件的“双重嫌疑人”。
张珉与赵凤岐在羁押期间，均遭受了死刑犯的待遇，被单独监禁，身上戴着手铐与脚镣。1977年11月19日的上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根据反革命罪的指控，张珉、赵凤岐、罗建中三人被判处死刑；张耀明则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润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李兆田、何立言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平崇义、胡公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程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刘纪儒、张尚官则被判处管制三年。
五
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士透露，当时王谦下令该案应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审理，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则负责二审。依照我国实行两审终审的制度，二审即为案件的最终裁决。恰逢那时，中央政府将“杀人权”的权力下放至省级。然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对此举措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依据中央的指导精神，诸如“张赵案”这样的重大案件，理应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如此一来，张、赵二人方能获得“喘息”之机。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名对张珉等十二人定罪，实属错误，应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在改判纠正前，对在押的十名被告人应先行释放，并等候后续处理。以上意见，请予以考虑。若同意，请即刻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1月27日，王谦给江华回电表示：“原则上同意您的意见。”1月31日，他又来电称：“省委常委今日对此案进行了认真讨论，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一致同意迅速为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79年2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谷震宣布撤销对张珉等12人的原判，宣告无罪，并立即释放了在押的10人。
197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把“张赵案”平反材料报上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批示要求在春节前释放张、赵等人,让同志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但山西一直拖到2月4日(正月初八)才释放。
1979年2月27日的午后，中共山西省委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于太原湖滨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旨在为“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案件进行平反与昭雪。